北京郊區農家樂退潮 農民們該如何轉型?

2019-07-23 10:24:28 來源:新京報 作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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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床、兩把椅子、一個桌子、做頓飯,農家院的門檻太低復制性太強,衰落也在所難免

  新京報訊(見習記者 李謙鋒)不知不覺間,曾經紅火的農家院或者說“農家樂”,正在京郊一些村莊慢慢消失,堅持經營的,很多生意慘淡。

  “農家樂”樂不起來了,其競爭殘酷到了什么程度?在農家樂仍占主流的北京柳溝,“現在家家都去公車站、停車場等人多的地兒拉客,拉得慢了,事先預定的客人都能被別家帶跑了”。隨之而來的就是蕭條,幾年來,太多經營農家院的村民因為生意冷清、加之自己上了歲數,關掉了“農家樂”,有人則直接去新開的民宿打工去了。

  7月中旬,在記者走訪的北京懷柔、延慶、房山等3個區、12個村子中,依山傍水、環境清幽的村莊,傳統農家院的經營在普遍邊緣化乃至消失,短短幾年即被中高端民宿所取代。可民宿的高門檻,把多數原來的經營者拒之門外,“我們農民可沒有這樣的財力進行改造”。即便轉型升級,隨著社會資本開始大量進入,民宿這個行當是否要再步農家院的后塵,同樣讓不少民宿主有所顧慮。在這場產業升級的追逐中,經營農家樂的農民們將何去何從值得關注。

  民宿中的游客。李謙鋒 攝

風光不再的農家院

  2019年,56歲的楊全霞收獲了一份全新的職業體驗——民宿管家,“游客在網上下單后,就過來住,接待、清潔、退房等工作全是我一個人兒”。

  楊全霞是懷柔區渤海鎮葦店村土生土長的農民,她告訴記者,這兩年外面來了不少投資商,在村里租賃當地村民宅院,有些就是之前的農家樂,然后改建成高端民宿,光葦店村就有6個。

  葦店是京郊典型的山村,過去經濟來源主要依靠四周山上的栗子樹。旅游業興起以后,由于這里是市區去往慕田峪長城的必經之地,距慕田峪又僅有5公里,優越的地理位置和旅游資源吸引了來自各地的投資商,過去十幾年間,他們在村里建起十幾個度假村和飯店。

  當地村民此前紛紛在自家院子經營起農家院,招待各地游客。楊全霞介紹,她家在2004年也開起農家院。“前幾年生意非常火爆,我家10來間客房幾乎都能住滿,而且每天我還要做十來桌飯。”

  “差不多2011、2012年以后,來農家院的客人就慢慢少了,今年我干脆就不做了”,楊全霞介紹,不止她家,村里之前的幾十家農家院,現在都處在半歇業狀態,“零零散散地偶爾來那么幾個人,還不夠折騰的”。

  “這幾年客人確實呈下降趨勢”,六渡河村農家院店主樊麗萍說,六渡河依山傍水,是附近較早接待游客的村子。由于靠近主路,穿村而淌的懷沙河又經過樊麗萍家的門前,她告訴記者,在村里她家的生意“還算可以”。

  “如今好多農家院因為生意不好都關了,有人把院子租出去,然后出去打工”,樊麗萍介紹,“我們也主要靠周末這兩天,平時人也不多,而且只在旺季做半年,冬天游客更少,就不做了”。

  樊麗萍說,她家的農家院只在旺季開半年。李謙鋒 攝

游客都去哪兒住了

  面對記者“游客都去哪兒住了”的疑問,楊全霞和樊麗萍均表示,住農家院的客人還有,但主力的年輕消費者都去了更為高端的民宿。

  自家農家院停止營業后,楊全霞就到她家隔壁的民宿當起了“民宿管家”。在她的帶領下,記者參觀了這家歐式精裝、簡約時尚的民宿酒店。

  “人家這種高檔民宿都是請設計師重新設計改造的,比起我們原來農家樂高檔了很多。通過全新的設計,住客不僅住的更舒適了,還能欣賞到周邊的山景。”楊全霞說。

  服務水平提升了,價格自然也就高了。“之前農家院一間客房每天100塊錢,這家民宿一間客房每天798元。這個小院有8間客房,包下這個小院一晚,需要4300元。”

  楊全霞目前在這家民宿當“管家”,她表示現在的年輕人都喜歡安靜舒適的民宿。李謙鋒 攝

  “北京現在的年輕人收入高,消費觀念也不一樣了,這樣的民宿住得舒適,哪怕貴一點,他們也不再選擇便宜的農家院了”,對于消費觀念和習慣的改變,經營過農家院的楊全霞深有體會。

  “以前我們自己住哪兒都行,但現在帶著孩子出來玩,就想住得舒服一點”,“80后”游客王國興介紹,這次他和朋友兩家人租下了一處有3間客房的小院。“我們兩家各自帶著2個孩子,租下這處小院,不僅環境好,最重要的是孩子能玩得開”。

  游客黃燕、劉煉和王肅是金融公司的同事,他們這次住的小院帶有3間客房、價格3980元/晚。“周末三家人約好一起來郊區旅游,郊區的環境非常好,能讓人放松,住得也很舒適。”王肅說道。

  性格開朗的黃燕告訴記者,“沒想到廚房這么大,老板想得也很周到,連調料都幫我們準備好了,本來沒打算做飯的我們也做起了飯”。

  “孩子們來了也很開心,這不光有玩具,院子里還有個游泳池。”一旁正在收拾玩具的劉煉說,“人均600塊錢,性價比很高”。

  周末,幾個朋友相約帶家人去郊區住民宿成為一種流行。李謙鋒 攝

  十年前,很多北京人周末出游,看的是景,住宿講究的是干凈實惠,質樸的“農家樂”足以滿足這個要求。而當“80后”普遍為人父母后,這一代人的“親子游”觀念似乎截然不同了。

  做新藥研發工作的劉希勝告訴記者,這次他和朋友兩家10個人,其中有4個孩子和1個老人,以4680元租下了這處有6間客房的院子。“像家里一樣舒適,家具、器具一看就不是那種地攤兒貨,晚上還能燒烤,大人孩子都很高興”,覺得性價比頗高的他說,“最重要的是清凈雅致、環境優美,能一覺睡到自然醒”。

  游客劉希勝表示,舒適的環境,人均500元左右,性價比很高。李謙鋒 攝

“門檻太低”與“復制粘貼”終致農家院衰落

  “農家院客源流向高端民宿,這種現象五六年前已有端倪”,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資源區劃處處長陳奕捷表示,游客選擇民宿已不只是解決住一晚的需求,還渴望得到更加舒適的享受,甚至在美學藝術上也有了更高追求,而這些是傳統低端消費的農家院所不能滿足的。

  “可以說,即使沒有民宿,農家院也會被鄉村酒店、精品客棧等其他形式所代替”,陳奕捷表示。

  目前,越來越多民宿經營者開始在硬件上實現升級改造,從房間內部裝飾、具體用品再到外部環境都有所提升。相比農家院的簡單鄉村體驗,如今“小而美”的民宿,無論是藝術性還是功能性都有很大升級。

  “一張床、兩把椅子、一個桌子,做頓飯”,在民宿老板徐興建看來,農家院的進入門檻太低。而這種低門檻,固然為產業的“復制粘貼”提供了便利,衰落卻在所難免。

  在以豆腐宴、火盆鍋聞名的延慶區柳溝村,進了村便能看到十多個矗立在路旁的指示牌,上面寫著農家院編號、字號及電話等信息,最大編號已排到168號院。

  柳溝農家院中吃豆腐宴的游客。李謙鋒 攝

  在柳溝,閆和花的名字可謂家喻戶曉,中央電視臺、北京電視臺等媒體都曾報道過她以農家院帶領群眾致富的故事。58歲的閆和花告訴記者,2003年政府扶持柳溝搞農家院,當時領到營業執照的有13家,但實際營業的只有她家和另外一家。

  “后來幾年,村里陸續都開起來了,全村一共有400多戶,現在營業中的就有100多家農家院了。不光是我們村,其他地方都開起來了。農家院多了,競爭也就大了,有些農家院為了節約成本,降低了服務質量”, 閆和花告訴記者,如今的客人比兩三年前“少了近一半”。

  農家院的競爭到了什么程度?“現在家家都去公車站、停車場等人多的地兒拉客,拉得慢了,事先預定的客人都能被別家帶跑了。” 閆和花說,“本來村里集中開,有一定的集聚品牌效應,有個四五十家就可以了,但現在也太多了”。

  柳溝67歲的張春榮就因為競爭太大,又年紀大了,在2015年關閉了自家的農家院。“我從2006年開始開,干了近10年,好的時候,一年能賺個五六萬。后來農家院開得太多了,競爭壓力太大,賺不了多少錢,我們年紀也大了,就關了”。

  柳溝村路旁的指示牌,上面寫著農家院編號、字號及電話等信息。李謙鋒 攝

農家院升級有哪些門檻

  如果說門檻太低、復制性太強成為農家院發展的桎梏,高端民宿越來越受年輕消費者青睞,那村民能否通過升級改造,實現突圍?

  “改造民宿得花上百萬,我們哪有這么多資金,再說就算借錢改造完之后,現有住農家院的客人留不住,新客源從哪里來,怎么賺錢?”樊麗萍無奈表示,“現在還能掙點錢,湊合著過吧”。

  作為投資商,徐興建表示,民宿算中高端消費,進入的門檻也相對較高。“也有一些農家院升級為民宿,但相對還算有限。因為民宿對選址、資金、設計、客源等因素都有限制,一般村民想要進入存在一定難度。”

  “并不是所有農村都具備發展民宿的條件,選址上大有講究”,徐興建說,“我們2016年開業,在此之前考察了延慶幾十個村子,最后只選擇了3個村”。

  “要能夠形成聚落,在相對封閉的山腳下或山中景色優美、安靜不喧鬧的村子,最好能保留村子的‘原汁原味’,如果距離市里不太遙遠會更吸引消費群”,徐興建介紹,交通四通八達的村子,不能形成聚落,也不夠安靜,“一般飯店會喜歡這樣的村子”。另外,如果村子太具有現代氣息,遍布貼著瓷磚的新房,對游客也沒吸引力。

  民宿主徐興建帶領記者參觀。李謙鋒 攝

  在記者走訪的北京懷柔、延慶、房山等3個區、12個村子中,依山傍水、環境清幽的村莊,傳統農家院的經營在普遍邊緣化乃至消失,民宿當道,以懷柔渤海鎮四渡河、六渡河等幾個村子為代表。而在游人如織的延慶柳溝,高端民宿僅有當地村民開設的一家。徐興建告訴記者,“像柳溝這樣的村子,雖三面環山,但交通較發達,又地處旅游景區,屬于典型的‘過路村’,適宜開展餐飲,高端民宿選擇在這落戶需要慎重考慮”。

  民宿最大的特點就是有內涵和個性化,一般需要建筑、室內硬裝、室內軟裝和庭院設計等4個設計師。“建筑設計和庭院設計大家比較熟悉,室內裝修分為硬裝和軟裝兩種,硬裝就是指吊頂、墻壁、地板等;軟裝就是指家具、床品、飾品等。”徐興建表示。

  “比如選擇軟裝物件時,要結合當地風土民情,盡量使用帶有當地特色的物品,融情于一磚一瓦。”徐興建說,民宿的改建或翻新,一定要與當地環境相結合,符合當地的人文特色,因此要保護好當地的生態,包括環境生態和人文生態,一個“失了根”的民宿,最終就淪為了一家普通旅店了。“民宿主的審美和素養的高低,也決定了民宿的成敗。”

  “民宿面向的消費人群屬于中高收入家庭,本身是一個小圈子,民宿主需要有一定的人脈資源”,曾經作為房地產公司管理層的徐興建介紹,目前他在延慶3個村子經營著10家民宿,大多不接散客,以包院的形式為主,主要消費群體有三類。“一類是帶孩子來郊區游玩的年輕父母,一類是年輕住客的朋友聚會,還有就是公司中高層管理人員的內部會議,都會選擇郊區風景優美、舒適安靜的高端民宿。”

  在投入資金方面,多數村民也會捉襟見肘。“以京郊為例,宅院大多在二三百平方米,每個院子光裝修至少需要80萬元到90萬元,這還不算運營和營銷成本以及員工工資”,徐興建說,“外來投資商還需要租宅院,根據院子位置和房屋等情況不同,每年3萬-5萬租金不等”。

  徐興建的團隊已經簽約了20處宅院,除開業的這10家,其他院子尚未裝修。“這樣的好處是可以形成聯動,如果接到客人多的大團,可以分散住開,也可以降低運營成本”,徐興建說,“我們簽約期都為20年,一處宅子年租金在3萬上下,分四次繳租,一次性預先繳納今后五年的租金。”

  記者與徐興建算起賬,不算別的,僅僅租下這20個院子,提前繳納的租金就要300萬。

  “我們普通農民可沒有這樣的財力,就自家院子一處都改造不起”,樊麗萍說道,“就算我們去四處借錢,以后能不能賺回來還不知道呢,家里老人也跟著擔心,全家都會有壓力”。

回歸后的困擾

  由于民宿的進入門檻較高,直接由村民自營的很少。“都說北京民宿看懷柔,懷柔民宿看渤海,就渤海鎮上百家民宿來說,由當地村民開的不超過10家。”渤海鎮四渡河村民黃歡,是最早一批回鄉創業的80后青年。

  2012年曾在市里做廣告行業小有成就的他,回到了老家四渡河,利用自家的30畝地開起了一家集采摘、食、宿一體的農家院。賺得第一桶金后,2015年,他又將自家老宅改造成了高端民宿。黃歡介紹,除了這兩處外,他還在另建兩處院子,一處租他們本村的空院,一處在不遠的北溝村。

  黃歡說,民宿的裝修設計要有特色。李謙鋒 攝

  “剛開始辭職回家創業,父母還是很擔心的,包括現在投資那么多錢開民宿的,大多還是年輕人。”黃歡說,“老人的觀念比較傳統,也沒有那么大的魄力,更重要的是缺少人脈資源”。

  “能夠消費高端民宿的,還是中高收入群體”,黃歡向記者透露,為了多爭取一些客源,他的民宿拉來了近10位在各個領域有所建樹的合伙人。

  與黃歡一樣,渤海鎮馬道峪村的曹陽也是回鄉創業青年。曾在外企做過6年營銷的他告訴記者,2015年開始,他利用周末在自家院子,嘗試經營民宿。由于生意不錯,去年他辭掉工作,專職當起了民宿主。目前他的民宿正在營業的有兩家,今年他又租了村里老鄉一處空宅,正在建一個擁有3間客房的小院。

  當地村民曹陽說,這是他第三處院子,院子蓋好后會有三間客房。李謙鋒 攝

  “之前在市里上班,一兩個月才回家一次,選擇回鄉創業,在老家就能掙錢,父母年紀大了,還可以守在他們身邊。”曹陽說,也希望通過他的身體力行,讓鄉親們看到在家鄉也可以有發展。

  一個漢唐風格的小院,一口知青磨豆腐的老水井,配上青磚、棕紅門窗和原木的家具,形成了眼前這座典型的北方四合院民宿。“其實現在很多家民宿不能稱之為民宿,鄉村精品酒店這個名字可能會更貼切”,黃歡介紹,真正的民宿,有別于標準酒店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民宿主人跟住客之間的深度互動,讓住客體驗民宿主的生活。但目前,很多民宿直接交由管家或其他工作人員打理,平時根本見不到民宿主,“這樣的情況能占到總數的一半”。

民宿還要升級,門檻將再度加高

  高昂的升級代價,農戶單打獨斗很難完成轉型,而這場升級運動,在北京有政策推動與村集體主動承接,這進一步導致傳統意義上的農家院或者說“農家樂”開始大面積消失。

  在懷柔中榆樹店村,大批民俗戶在五月份停業改造,八月份將以新面孔恢復營業。這個深山村的改造動力,源于去年的一份文件——《懷柔區促進鄉村旅游提質升級獎勵辦法(試行)》。根據要求,建成的民宿驗收達標后,金宿級民宿將一次性獲得獎勵12萬元,銀宿級的獎金是10萬元。五星級民俗村最高可一次性獲得獎勵500萬元。

  獎勵辦法立竿見影,中榆樹店村隨之迎來自2011年全村產業轉型為民俗接待以來的首次升級改造。今年的這次升級改造,大部分民俗戶都將從4星升級為5星,其中有十余戶將改造成高端民宿。除了政策資金支持,村里有專門的合作社進行組織,這輪升級還有專業民宿管理公司介入,開工前,村里甚至還組織村民開會,不允許找后賬,打造精品民宿全憑自愿。

  那么,民宿這么火熱,在北京到底有多少家民宿?實際上,作為這幾年才興起的新興業態,市級層面甚至對民宿數字沒有精細統計。記者聯系到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因為缺少民宿領域管理體制,對于民宿數量無法做到細分統計,“但了解到民宿數量在攀升”。目前,《北京市民宿管理規范》尚未出臺,相關制度標準正在制定。

  實際上,當市場開始成形,自發的約束與基層的監管已經開始籌劃與推出。新京報鄉村頻道記者采訪了延慶區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長鄭愛娟,她表示,“延慶的民宿發展史其實只有三年,但這三年發展很快。2017年底區內民宿11家50處宅院,2018年底為27家130處宅院,現在已有55家230處宅院,而且這個數字還在上漲”。

  鄭愛娟介紹,2018年由延慶區文化和旅游局主導,區內民宿主組成了“延慶區民宿聯盟”,并共同簽署《文明經營公約》,防止出現惡性競爭。延慶區文化和旅游局等部門聯合民宿聯盟,制定了《延慶區鄉村民宿管理辦法》,進一步規范民宿產業發展,對民宿經營進行行業監管。

  “大概是情懷因素或覺得投資民宿有利可圖,從2017年起,投資商開始進入民宿領域,民宿數量也呈井噴式上升”,黃歡和曹陽如此表示。數量增多,導致競爭激烈,今后是否會降低服務標準打起價格戰,導致民宿再步農家院的后塵,則是不少經營者的心中隱憂。

  “民宿是比較個性化的產業,消費群體有限,加上成本回收較慢,銷售和運營成本壓力很大。目前,北京民宿的數量還在攀升,雖然還未出現惡性競爭的局面,但投資商們已經開始思考新一輪升級了”。至于怎樣升級,徐興建表示南方已有做得較好的模式,目前他們還在考察中,大體方向是朝著鄉村文旅綜合體發展,具體運營模式還不方便透露。

  對于升級的時間,“預計今后一兩年”,徐興建說,“今后進入門檻將會更高,投資額也會更多,僅僅擁有一兩個院子的小民宿主的生存壓力將會更大”。

  責任編輯:鮑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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